1963年，中国迎来了近3000万新生儿的啼哭，那一年出生率高达43.6‰。整整60年后的2023年，这个数字变成了902万，不到1963年的三分之一，出生率仅为6.39‰。这一多一少之间，勾勒出的是中国人口发展轨迹的深刻转折。
从2021年的1062万，到2022年的956万，再到2023年的902万，中国出生人口如同坐上了滑梯般连续下滑。这种“断崖式下降”不仅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，更标志着中国人口发展进入了新阶段。
2022年成为中国人口发展的一个历史性拐点。这一年，全国人口为141175万人，较上一年减少85万人，是我国总体上由人口增量发展转向减量发展阶段的分水岭。死亡人数首次超过出生人数，达到1041万，人口自然增长率转为负值。
进入2023年，出生人口继续下探至902万，出生率6.39‰，死亡1110万，总人口减少208万。这一数据背后，是多重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。
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长杨金瑞在2022年初的一次发布会上指出，出生人口下降是多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。首当其冲的是育龄妇女数量的减少。“十三五”时期，中国20-34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年均减少340万，而2021年比2020年更是减少了473万。这意味着潜在的母亲规模正在持续收缩。
与此同时，年轻一代的婚育观念发生了显著变化。“90后、00后作为新的婚育主体，绝大部分成长和工作在城镇，受教育年限更长，面临的就业竞争压力更大，婚育推迟现象十分突出。”杨金瑞如是说。婚姻推迟增加了女性终身不婚的可能性，进一步抑制了生育水平。
生育意愿的调查数据更为直观：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，2017年为1.76个，2019年为1.73个，2021年降至1.64个。这种逐渐走低的趋势，反映出年轻人生育观念的根本性转变。
现实压力同样让年轻人在生育问题上犹豫不决。住房、教育、就业等因素影响下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居高不下，加大了年轻人生育顾虑。在城市里，房价一度飞涨，年轻人买房都得咬牙，哪还有心思多要孩子。加上教育开销大，一个小孩从幼儿园到高中，家长至少得准备几十万。工作压力也重，许多人加班到晚，家庭时间挤不出来。
疫情期间，失业率一度达到6%，收入不稳定让许多人的生育计划被迫搁浅。备孕期的夫妇们担心无法为孩子提供稳定富裕的生活，因此暂缓了生育计划。部分夫妇因疫情原因被分隔两地，无法见面，也直接影响了生育安排。
2020年，中国总和生育率降至1.3，不仅低于2.1的更替水平，也低于1.5的国际警戒线。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指出，中国从1992年以后生育率就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，“中国已经错过了生育率调整的机遇期”。
2024年，出生人口出现了小幅回升，达到954万人，比2023年增加了52万，出生率升至6.77‰。这一转折背后，有着特殊的原因。
部分原因是龙年生肖效应，传统文化里龙年吉利，很多人特意选这年生。医院产科预约多出一成，显示出明显的生肖偏好。政策也在发挥作用，三孩开放后，各地加码补贴，像延长产假到158天，有些省给新生儿1万块。结婚对数从前年低点升至768万，17%的新人计划要二孩。
各地普遍延长产假30-90天，已有25个省份完成计划生育条例修订。浙江将构建育儿友好型社会纳入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；苏州计划财政投入4亿元用于促进普惠托育发展；攀枝花市率先探索发放生育津贴，成为全国少数直接为生育“发钱”的城市之一。
但延长产假只是第一步。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点出关键：“能不能带薪产假真正落地，特别是要明确假期的成本分担机制。”假期期间保障女性收入，使其顺利返回原岗位且职位收入不受影响至关重要。育儿分担机制必须明确，否则可能影响女性的收入保障，甚至是加重女性的就业歧视。
与此同时，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进程正在加速。2024年年末，60岁及以上人口31031万人，占全国人口的22.0%，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22023万人，占全国人口的15.6%。中国已于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，并于2021年达到了中度老龄化社会的标准。
从进入老龄化社会到中度老龄化社会，法国用了126年，德国用了40年，日本用了24年，而我国只用了21年。这种快速老龄化进程，加上少子化趋势，对中国的人口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穆光宗教授形容这种现象“像跷跷板一样，一头沉一头起”。严重少子化和快速老龄化造成人口两极分化，人口年龄结构严重失衡有悖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目标。
人口流动性的增强和人口分布的改变，也使婚育年龄男女在比例上、结构上、城乡分布上呈现出不平衡状态。对于有婚育意愿的年轻人来说，现实中的婚姻匹配变得更加困难，这一现象在城市和乡村都较为普遍地存在。
在现代城市生活中，快节奏的工作生活模式、个体闲暇时间的缺乏、线上娱乐社交方式的兴起等，使青年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社交意愿、婚恋意愿趋于下降。北京、上海等大城市已经出现了非常值得警惕的低生育率。
文化层面上，现代社会中日益突出的个体主义和自主性追求对婚恋观、生育观、家庭观造成深刻影响。随着个体主义的崛起，个人的自由、独立、自我发展越来越受到重视，这深刻影响了现代社会中人们的婚恋观、生育观、家庭观。
在当下的中国社会，婚姻、生育、家庭所承载的传统意义，均需要在新的价值观视角下重新接受审视和评判。随着婚育在现代社会“价值版图”中的占比降低，许多人不再认为组建家庭、生育子女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必要方式，转而追求以自我实现为核心的发展。
女性群体走向更加平等、更加追求主体性的状态，从而对婚育更有选择权、更加审慎。体现在家庭分工中，传统的“男主外、女主内”正成为过去式，加之女性在生育决策中需要权衡职业发展的机会成本，这些趋势性的转变也会随之带来生育意愿的下降。
区域之间的人口变化也呈现出显著差异。从流动趋势上看，在发展机会的驱动下，我国人口持续向省会城市和中心城区集中，人口人才向大城市、都市圈聚集。而随着农村人口大量流向城镇，农村人口数量减少，许多农村出现“空心化”现象。
分地区看，人口持续向南部、东部地区聚集。东部沿海地区对劳动力有较大吸引力，人口数量持续增加，其中广东、浙江、上海、江苏等人口流入地区数量明显增多；而东北、中西部等人口流出地区数量明显上升，人口比重下降。广东更是连续7年成为全国生育第一大省，2024年出生人口113万，占全国总数四分之一以上。
整体来看，全国范围内人口聚集与收缩区域并存，呈现出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。这种分化不仅体现在人口数量上，也体现在人口结构上，进一步加剧了不同地区面临的人口挑战的复杂性。
2024年出生人口的微升表明，政策支持与生育意愿仍存在可调和的空间。但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不同，其周期长，影响因素复杂。三孩生育政策实施时间尚短，配套支持措施也在陆续出台中，短期内很难显现明显效果。
随着1981-1997年间高出生队列妇女逐渐退出生育旺盛期，中国育龄妇女总数将持续下降，内部年龄结构趋于老化。2030年前，20-34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女性规模将显著缩减，这给出生人口带来更大下行压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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